在启动长达12年后，政府投资立法进程有望提速。全国人大代表、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主任安建接受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总体要求，《政府投资条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正在抓紧研究修改，投资审批权限有的要下放，有的要整合。

　　多位受访的国家发改委专家告诉记者，从大方向上看，政府投资审批有望向地方放权，如适当加大地方政府的投资管理权限，适当减少中央政府投资主管部门的管理权限，原则上是“谁投资、谁决策”。

　　多位代表委员则表示，投资审批权下放应与地方自身“简政放权”相结合，避免城镇化释放的巨大投资需求引发低效投资、产能过剩。

　　全国政协委员、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李勇向记者分析说，政府投资分为四类：一是财政直接投资，如公益性事业；二是政府对国企的投资；三是资本金、股本为国有的国企再投资；四是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而进行的间接投资，如通过财政杠杆吸引社会投资。

　　政府投资有多大规模？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投资体制政策研究室主任吴亚平说，政府投资占总投资比重约5%，但政府投资有放大效应。中国投资协会副会长、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助理沈志群接受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采访时透露，即便不算国有企业那一块，政府性固定资产投资每年也有几千亿元。

　　吴亚平表示，政府投资条例的出台将使政府投资有法可依，有助于从决策、执行、实施、监督全过程规范政府投资管理行为。2012年底，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司长王晓涛撰文指出，要尽快把政府投资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，推动出台政府投资条例，规范政府投资行为，提高政府投资效益。

　　记者了解到，2010年1月，国务院法制办曾就政府投资条例公开征求意见，但此后没有下文。

　　谈到该条例出台的瓶颈，沈志群分析说，一是政府投资范围难以确定；二是中央和地方的投资管理权限按项目限额、行业类别还是按所有制性质划分，还存在分歧。

　　刘亚平表示，投资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对政府投资加强管理，对企业放权，让企业成为真正的投资主体。现实却是，政府投资疏于管理且不愿放权。

　　在投资审批程序上，全国人大代表、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崇泉对审批权下放表示担忧，认为当前产能过剩相当严重，与投资体制不能说没有关系。未来要防止一放就乱，形成新一轮产能过剩。

　　全国人大代表、广东省社科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向晓梅接受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采访时认为，投资审批权下放的前提，是减少政府投资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。一方面是在经营性领域逐步向社会资本开放；一方面是在公益性领域，要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、BOT等创新投资方式。

　　“城镇化会释放巨大的投资需求。政府和市场、社会的关系应遵循‘臂距原则’。要鼓励民营企业、社会中介组织在政府之手够不着的地方发挥作用。”向晓梅提出，可对部分项目投资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，政府在后置性监管集中精力。

　　曾分管多个地方国有企业的李勇反映，政府大量投资是造成全社会投资率过高和通货膨胀的一大原因。为解决产业同构化、产能过剩问题，向晓梅说，在投资审批权下放后，应结合主体功能区战略，分区域调控政府产业投资扶持基金、投融资平台、国有企业的投资方向、规模、强度，避免在LED、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钢铁等制造业上“一哄而上”。

　　李勇建议，根据地方经济总量、财政收入及相关人均指标等，研究制定地方投资率的控制指标，促使地方提高投资效率和投入产出比.沈志群则建议，按照“谁投资、谁决策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把对上述指标的考核作为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的要件之一。